1951年3月,志愿军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和师长郑其贵率领180师入朝后,志愿军总部于1951年4月份仓促组织发起了第五次战役,在第五次战役第二次阶段作战中,由于志愿军后勤供应跟不上来,许多前线部队缺弹少粮,甚至严重到断炊的地步,彭德怀总司令只好下令停止进攻,命令前线部队回撤。
180师周围的友邻部队回撤及时,与敌脱离了接触,而180师就不那么幸运了,周围部队撤走后,他们的侧翼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而作为师长的郑其贵当断不断,犹豫不决,一味地机械执行上级的指示,不能对敌情严重做出正确的判断,面对敌人重兵围困,没有及时的撤出,被联合军的部队包子饺子,180师师长郑其贵,决定分散突围,部队建制被打散,一万多人的部队仅有4000多人突围出去,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参谋长王振邦分散突围时,在几十个警卫员的掩护下,拼死突出了重围,回到了安全地带。
师代政委吴成德在突围时与郑其贵走散,路上又遇到一群伤病员在呼喊:“吴政委带领我们走吧!”
吴成德不愿意丢下自己的官兵,于是,携带这些伤病员一同行动,在冲过敌人封锁线时被打了回来。
他率领这些伤病员回到鹰峰山里打游击,在坚持了一年多以后,1952年,被搜山的美军发现,将他抓进了美军的集中营,在美军集中营里,他受到了美军非人的折磨,骨瘦如柴,从130斤的体重下降到了90多斤,但他从未向敌人屈服,率领狱中被俘的官兵,同美军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美军对吴成德不屈的行为也毫无办法,曾经命令叛徒打死吴成德,但叛徒们也是人啊,他们良心发现,不能对自己的上级下手,因此,拒绝美军的命令,吴成德幸运地捡回了一条命。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正式签订,双方开始交换战俘,吴成德最后被释放回家,临回国的前一个夜晚,美军战俘营让吴成德洗个澡,但被吴成德拒绝,美军士兵上来几个人按住吴成德,强行给他洗了澡,扔了一身新军服让他穿上,他看是南韩伪军的服装,将军服扔了出去,拿起自己的旧军衣缝补好穿上。
交换战俘的那一时刻,吴成德回到了我方一线,他紧握住来迎接他的首长和同志们的手,眼泪“刷、刷”地流下来,终于回到祖国了。
回国以后,他和所有的战俘被安置到“归管所”学习,受到了政治上的歧视,整天就是写检查,写检讨,交代在美军战俘营的经过,有没有变节行为。
在归管所,受到一段时间教育之后,组织对他们这批人做出了结论。
1954年6月,上级对被遣返回国的人员做了如下处理,被遣返回国的六千四百人中,绝大部分都让他们退役,做了转业复员处理,像吴成德这样的人,自然是不能继续留在部队的,他被开除党籍和军籍,转业安排在由南大荒之称的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子农场当了一名副厂长。
吴成德感到好冤屈啊,战败被俘,也不是他情愿的,他曾经在南朝鲜釜山战俘营里准备自杀,在狱中,所有的利器都被美军收走了,想自杀都不能遂心愿,经过万种磨难,他没有向美军屈服,现在回到国内,却遭到这样不公的待遇,他实在感到郁闷,好在农场的同志们对他都很照顾,农场的领导也不让他干重活,但是他却不愿意这样下去,每天扛个锄头,照常下地劳动,带头苦干,他默默无闻的在农场里过了一年又一年,他不断向上级机关申诉,但是在那个狂热的年代里,对被俘人员是非常歧视的,他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有一天,他正在农场场部办公,门卫通知他说,门口有一位解放军的将军要见他,他感到挺纳闷的,自从回国被安排到大洼子农场后,鬼都不上门,谁还会来看他呢?
带着疑惑,他来到了大门口,仔细一瞧,他惊喜地喊道:“韦军长,怎么是你呀?”
美银美林指出,由于投资人对美国预算和经常账户赤字的担忧,美元可能会走弱。华盛顿僵局,财政刺激效果消退以及美联储未来政策更依赖于数据将打压美元,该银行建议客户明智而审慎卖出美元兑日元、瑞郎等货币。
欧元/美元已稳步攀升,并最终设法保持在1.14以上。
来的人正是原志愿军三兵团60军军长韦杰,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指挥60军在第五次战役中同敌人浴血奋战,180师被敌人包围,韦杰军长曾经让179师和181师展开救援,但180师已被敌人合围,第五次战役后,在180师失败的总结会上,韦杰军长痛心疾首,饭都吃不下去,疼惜自己指挥失当,导致180师被败,好多志愿军战士丧失了生命,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严厉地批评了他,战后进行了追责。
180师师长,郑其贵被撤销师长职务,降级使用,被重新安排到三兵团管理处当处长(正团级)韦杰军长被调回国,被安排到自己的老首长刘伯承当院长的南京军事学院工作,原任60军军长张祖谅又重新回到60军,担任了60军军长职务。
180师的失败,成为军长韦杰心中永远的痛,一生这个负担都没有放下。
当他听说吴成德回国后被开除党籍军籍,安排在辽宁盘锦农场,他来东北开会,借到来农场看望他。
吴成德急忙把军长韦杰迎进了他的办公室,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促膝谈心,韦杰一再向吴成德表示歉意,说如果不是自己的疏忽,指挥失当,吴成德也不会被俘,也不会沦落到目前这种境况。
吴成德反而安慰起军长韦杰来:“军长,快别这么说,我们军仓促入朝,还没来得及熟悉情况,就很快投入第五次战役,我们失败的原因也很多,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你就别自责了。”
两个人在一起交谈了好长时间,韦杰要告辞了,对吴成德说:“你有什么事要托我办吗?”
吴成德这才恍然大悟,急忙说道:“军长,我的确有事要托你给我办一下,刚才兴奋都忘记了,我的问题回国后就是现在这么个情况,我不断向上级反诉申诉,但是都没人回应,你能不能帮我呼吁呼吁?把我的问题解决一下。”
韦杰爽快地答应道:“行,你把你的材料给我,我帮你向上级反映。”
吴成德将申诉的材料交给了韦杰,把军长送到了大门口,挥手和军长告别。
韦杰回去后,把吴成德的申诉材料交给了上级机关,他也曾经帮着吴成德呼吁,但是在那个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里,吴成德的申诉材料无人问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开始对志愿军遗留问题重新进行了审视,吴成德已和散落在各地的志愿军战俘们一样,一直不断为自己的不平遭遇而奔走呼号,韦杰也帮着为他奔波,这一天终于盼到了,组织部门对吴成德的问题重新鉴定处理,吴成德享受军队副军级干部待遇,具体事项由地方负责安置,数十年前遗留的政治问题终于得到了彻底解决,吴成德终于可以回山西老家了,组织上按他的要求,把他安排在山西运城第一干休所,他带着他的家人回到了山西运城生活,在运城军干所里安享晚年。
吴成德是个执着的人,在他被俘还是回到国内,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他始终不忘初心,牢记宗旨杠杆保证金,坚持信念,坚信党,他的铁血丹心,昭日可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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